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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解析】繼續履行合同類判決是否具有強制執行力?
2019-11-08 11:00:22   發布人:gzec   

實踐中存在大量以“合同有效,繼續履行”為判決主文的民事判決,執行部門在執行這類判決時面臨諸多困難與困惑,如是否具有可執行性、執行的具體方式、申請行政許可行為的可替代性、執行成本過大時是否仍應執行等問題。結合三個繼續履行合同類判決的案例,筆者試圖對這一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相關案件中需要繼續履行的內容

案例一:A公司將政府出讓給自己的涉案土地轉讓給B公司。雙方約定A公司的義務為完成拆遷、土地平整,達到《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39條規定的條件后辦理產權過戶。后A公司違約,B公司訴請判令:繼續履行合同,轉移訟爭土地。法院判決:合同有效,繼續履行。
案例二:C公司、D公司與E公司簽訂合同,約定:一、C公司與D公司共同轉讓涉案土地給E公司。二、由C公司負責與D公司、案外人F公司共同向政府申請,調整三方毗鄰土地的擬建容積率(包括涉案轉讓土地及案外人F公司的土地)。三、E公司負責委托設計上述毗鄰三塊土地的規劃方案,經C公司、D公司及F公司認可后報有關部門批準。后雙方發生糾紛,E公司訴至法院。法院判決:合同有效,繼續履行。
案例三:G公司與H公司簽訂《項目經營權轉讓協議》,約定:G公司支付H公司一定款項后,H公司將涉案土地經營權轉讓給G公司。轉讓的方式是雙方共同成立新公司,H公司以涉案土地經營權入股,然后將全部股份轉讓給G公司。在G公司支付款項后,H公司未履行新公司注冊與股權變更等義務,遂引發訴訟。法院判決:轉讓協議合法有效,繼續履行。

二、繼續履行合同類判決是否具有強制執行力

對此問題,不僅執行部門與審判部門之間存在分歧,兩個部門的各自內部也有不同看法。

(一)第一種觀點認為繼續履行類判決不具有強制執行力

第一,此類判決屬于確認之訴的判決,沒有執行內容。此類判決應當由當事人自行履行,履行過程中產生爭議的,重新起訴解除合同或承擔違約責任。

第二,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18條關于“執行標的明確”的立案標準。

(二)第二種觀點認為繼續履行合同類判決原則上不宜作為執行依據,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如果符合一定條件,也應予執行,以維護生效判決權威,減輕當事人訟累

如判決認定一方已經依據合同履行了主要義務,另一方未履行主要合同義務,合同對未履行義務的約定具體明確;再比如一方交付剩余價款,另一方完成產權移轉(辦產權證),且已具備法定過戶條件的案件。該觀點認為,多數此類判決不符合“執行標的明確”的立案標準,但是一概認為屬于確認之訴,沒有執行內容也過于絕對,立論的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有些此類判決并未考慮強制執行的可能性及成本。《合同法》明確規定“債務的標的不適于強制履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的案件不能判決繼續履行,故審判中應對于是否適合繼續履行進行審查和判斷。但部分繼續履行合同類判決并未進行相應考慮。如上述案例三中雙方約定共同成立公司的行為能否執行?再如,案例二中雙方約定涉案土地的規劃方案由權利人委托設計,但須被執行人及案外人予以認可。這一“認可行為”是權利還是義務、可否強制執行?此類判決有時對于執行的成本問題也考慮不足,此類判決涉及的部分案件權利義務關系復雜,履行步驟繁多,給執行造成了繁重負擔。實際上,在執行成本過大的情況下,堅持“繼續履行合同”已經不具有合理性。

第二,執行此類案件會危及到審執分立的司法體制。繼續履行類判決的執行內容必須結合判決的說理部分與合同的具體條款確定。如果賦予執行部門該權力,將意味著對于判決的實體審查,危及審判與執行部門的職能分工,同時當事人的權利救濟也難以保證。如果不賦予執行部門該權力,則多數此類案件難以執行。
第三,繼續履行類判決的執行會引發與行政權的沖突。如案例一中,涉案不動產的過戶要先完成拆遷,這就涉及到拆遷許可證的申請與許可問題。如何厘清執行權與行政權的界限并作好銜接,并沒有具體的規定,此時如果行政權力不予配合,執行效果難以保證。

(三)第三種觀點認為繼續履行合同類判決原則上應作為執行依據,例外情況下不能強制執行

第一,繼續履行是《合同法》規定的法定違約責任方式之一,其基本內涵就是讓違約方繼續實際履行合同。這種判決當然具有強制執行力。只有認為可強制執行,才能通過訴訟程序法配合實現實體法上的民事責任制度。

第二,繼續履行合同具有給付的內容。即使判決主文中沒有直接寫明當事人的義務,但結合經過判決確認的合同條款分析,一般能夠判斷出合同尚未履行的剩余內容,從而得出明確的執行標的,符合“執行標的明確”的要求。

第三,此類判決履行的可行性與成本問題不能成為否定其執行力的理由。《合同法》規定了在合同不能或不適于繼續履行時,不得作出繼續履行的判決。如審判人員嚴格執行這一規定,可基本防止不適于繼續履行的案件進入執行程序。同時,對于經過審判人員權衡,認為不強制履行不足以彌補當事人損失的案件,即使執行此類判決的成本較大,也是實現判決目的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第一種意見和第二種意見認為繼續履行類判決主要是確認合同的效力,強調了執行內容的明確性,能夠回避繼續履行類判決在執行中的困難,但是不好解釋“繼續履行”作為法定違約責任方式的立法現實,也不利于維護判決的權威。第三種意見固然維護了合同法繼續履行制度與生效判決的權威,但是卻不得不面對此類判決在執行中的諸多難題。考慮到在合同法上,總會存在違約損害賠償不足以彌補損害的情形存在,強制履行作為違約責任的承擔方式必不可少,所以筆者傾向于第三種觀點,同時認為應在承認繼續履行類判決執行力的基礎上完善相應制度,以解決此類判決在執行中的困難,切實實現繼續履行制度的目的。 

三、繼續履行合同類判決執行中的問題

承認了繼續履行類判決的可執行性,就要面對其在執行中的各種難題,除執行成本大、占用執行資源多之外,至少還有如下三個難題。

(一)執行內容的確定或者說合同內容的解釋問題

如上所述,繼續履行類判決的主文僅是“合同有效,繼續履行”,并沒有具體的執行內容,執行內容需要結合合同、判決書的說理部分予以確定。由執行部門還是由審判部門確定執行內容,大家意見并不相同。

一種觀點認為,應該由執行部門負責確定,因為此類判決主要需要判斷雙方義務及其次序、申請執行方是否已完成了己方的義務,即申請執行的條件是否已經具備。這種關于申請條件是否已經具備的判斷是執行部門經常需要面對的問題,也是其法定的職能。
另一種觀點認為,上述觀點沒有充分認識合同繼續履行類判決的復雜性,執行人員不僅要判斷雙方合同的義務及其次序,有時還要填補合同漏洞、處理違約問題,這些都涉及到實體權利的判斷。如果在執行階段處理這些問題,不僅會違背“審執分立”的原則,還可能會侵害到當事人的實體權利。所以應要求審判部門對具體的執行內容作出解釋。 (二)要嚴格按照合同約定的步驟執行,還是只要實現合同目的即可

上述三個案例中,合同目的都是轉移土地使用權。但根據判決及合同內容,尚有前置義務需要履行。案例一中要求土地轉讓方拆遷并平整土地使其達到法定轉讓條件;案例二中要求土地轉讓方申請變更涉案建設項目的容積率,之后再轉讓建設工程;案例三中要求雙方設立新公司,一方以土地使用權投資入股新公司,之后將公司股權全部轉移給另一方,以此達到最終轉移土地使用權的目的。上述前置義務是否可以免除,法院是否可以采取措施直接按照合同目的強制辦理產權過戶,對此也存在兩種觀點。

1.第一種觀點:應嚴格按合同的步驟執行第一,繼續履行類判決的主文為“繼續履行合同”,而非直接實現合同目的。根據嚴格執行判決的法律原則,執行人員此時不能對判決的主文任意解釋,必須不折不扣的執行判決的主文。這是審執分立的必然要求。解釋合同、選擇執行合同的義務超出了執行人員的權限。第二,審判庭判決繼續履行合同,應當已經考慮到某些前置義務涉及到法律的強行性規定而不能省略,否則就會直接判令作出實現合同目的的行為,而不是判決合同繼續履行了。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對于出讓土地使用權的轉讓,強制性的規定了完成開發的程度。在開發程度未達到法定要求時,法院無法直接判決轉移土地使用權,而只能要求雙方按合同約定履行開發涉案土地的義務,至法律規定的程度再予以過戶。第三,直接采取措施實現合同目的,事實上會遇到當事人異議、有關機關不予配合等障礙。還有些義務的履行影響到合同履行的效果,省略前置義務對權利人不一定有利。

2.第二種意見:參照判決選擇合同內容執行,在不違反強行法的情況下實現合同的目的即可
第一,一般來說,當事人簽訂合同是為了實現合同目的,所以,對于繼續履行類判決的執行,也應有選擇性的執行合同內容,以實現合同目的為原則。如案例三中,執行法院在執行中即省略了成立新公司并轉讓股權的步驟,直接裁定將被執行人的土地使用權過戶給申請人。上級法院對此種執行方式也沒有予以否認。第二,嚴格按合同內容執行做不到,也不經濟。由于該類案件由當事人的違約引起,合同規定的履行期限已被違反,至少在這一點上嚴格按合同履行事實上已不可能。同時,嚴格按合同內容執行此類判決將意味著需要將合同的整個過程重復一遍,這不符合常理,也嚴重違背經濟原則。還有,嚴格按合同的步驟履行還會碰到一些難以解決的難題,如案例三中,雙方約定成立公司的合同義務是否可以強制執行。

(三)申請行政許可行為的可替代性問題

上述三個案件都涉及到了該問題。案例一中,A需要完成拆遷工作,必須向行政機關申請拆遷許可證;案例二中,被執行人要申請變更涉案土地的容積率;案例三中,被執行人需要與申請人一起向行政機關申請設立公司。對于申請行政許可的行為是否可以替代履行,存在如下兩種不同意見。

1.認為可以代替履行

第一,不會侵犯到行政機關的審批權。由于行政許可的申請對于主體條件設置的是一般標準,法院可以在符合該一般標準的主體中指定代為申請人并通知行政機關。至于許可證是否能得到批準,則由行政機關按照法定實體條件審查處理。當事人對于具體行政行為不服,可以選擇行政訴訟進行救濟。這樣處理并不會侵犯到行政機關的審批權力。第二,不危及當事人的人身權利。執行中需要保護的是自然人的基本人權,而非所有具有人身屬性的權利。所有對行為的執行都涉及被執行人權利的限制與剝奪。具有人身屬性的行為也并非都不能替代,如通過媒體道歉的行為,在被執行人拒絕履行時,法院就可以指定主體以被執行人的名義完成該行為并由被執行人承擔費用。只有強制執行或由他人替代履行會侵犯自然人的基本人權或嚴重違反基本倫理道德時,才不能被強制或替代,如同居義務。對于商事法人行為的執行,更不存在侵害人身權的障礙。第三,如認定為不可替代行為,將無法保證判決的執行效果。如認定涉案行為不可替代,則只能選擇間接執行如拘留、罰款的方式促使義務人自行履行,執行效果難以保證。

2.認為不可代替履行

第一,行政許可的申請具有人身專屬性,同時有些申請需要準備一系列的文件,也必須由申請人完成,而不能替代。第二,行政許可是一種行政行為,行政機關需要審查相應的條件,主體資格就是其中的條件之一。法院讓其他主體代替被執行人申請本身就會造成司法權與行政權的沖突。第三,即使行政機關允許替代申請,但在當事人因不具備實體條件而未被許可時,就會出現法院判決與行政權的直接對立,讓法院的工作陷入被動。為避免出現此種情況,不如直接將申請行政許可的行為認定為不可替代行為。第四,可代替履行的行為一般為單純的事務性行為,而申請行政許可要求的條件多,過程長,法院的管理成本過高,風險過大。
從上述爭議可以看出,行為是否具有可替代性的認定較為復雜,同時,行為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又嚴重影響執行的效果。

四、實務應對及立法建議

為了解決(或者說最大限度的緩解)繼續履行類判決在執行中的困難,提升執行的效果,切實實現制度目的,在綜合考慮強制履行制度的目的與執行成本、審判與執行的職能定位等因素的基礎上,提出如下實務應對措施與立法建議。 

(一)實務應對措施

1.減少繼續履行類判決的數量。首先應準確把握《合同法》第107條違約責任承擔方式的適用次序。立法本意并非要求優先適用排列在前的違約責任,而是在賠償損失等其他責任形式能夠彌補當事人損失時,盡量不作出繼續履行類判決。其次,此類判決執行的難度大,成本高,執行效果不理想。從執行的難度及效果看,也應減少此類判決的數量。

2.作出合同繼續履行的判決時,應根據合同的目的在判決主文中明確表述當事人需要履行義務的每一項內容、順序與期限等,以便于執行。執行中需要進一步解釋執行內容的,其審查判斷最好也轉由審判庭負責。審判庭將需要履行的行為列于判決主文,既能反映其權衡案件是否適合作出繼續履行判決的思維過程,也能減少執行人員的自由裁量權,有效維護審判與執行的職能分立。對于因目前沒有明確規定,而必須由執行機構對執行內容進行解釋的問題,應注意聽取利害關系各方當事人的意見,當事人對于執行機構依據自己的解釋所作的執行行為有異議的,應當予以審查裁定,并利用民訴法修改后當事人復議的制度,保護當事人程序上的權利。3.執行中應當充分有效運用現有法律規定的各種強制執行手段和方法。對于不能替代履行的行為,應當采取法定的強制措施,迫使義務人履行。對于具有申請行政許可等涉及行政權內容的判決,執行中應加強與行政機關的協調,注意不要危及到行政權的行使,減少與行政權的沖突。

(二)立法建議

1.建議在合適的時機變更《合同法》違約責任承擔方式的排列次序,將“繼續履行”后移。在我國《合同法》第 107條規定的違約責任形式中,“繼續履行”位于最前列。這給人“繼續履行”是違約責任的首選方式的印象。但是,考察兩大法系的司法實踐,繼續履行的范圍是受限制的。以損害賠償為違約基本救濟方式的英美法系自不必說,在以“繼續履行”為基本救濟方式的德國與區分“作為(不作為)”債務與“給付財產”債務而分別決定能否適用繼續履行的法國,在實效層面,也是損害賠償適用的廣泛。于是,有學者認為,在繼續履行、賠償損失、違約金等責任方式之間,不能以法律規定的先后次序而認為有適用上的先后次序,而應根據個案來確定其適用次序。在市場極度繁榮與經濟主體以追逐利潤為目的的環境中,對違約者施加損害賠償的責任,即可實現絕大多數守約人的權利保護。考慮到上述此類判決執行中的困難與成本,應進一步限制“繼續履行”違約責任的適用。調整《合同法》中“繼續履行”在違約責任體系中的位置是限制“繼續履行”違約責任適用的一個簡便可行的方法。這種調整并不否認該責任方式的制度價值,只是為了避免其排在責任方式的最前列而帶來的“首先適用”的假象與誤解。

2.建議在《強制執行法》制定中應關注這一問題并在相應條文中作出回應,以統一執行中掌握的標準,避免或減少因無統一標準而帶來的爭議和處理上的不確定性。一是在立案條件部分,明確規定執行依據的標準,界定判決主文中的執行內容應具有的明確性的程度;二是確定對執行依據中確定的執行內容進行解釋的機構和規則;三是明確替代履行的適用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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